幸福背后的科学

郑文杰

心理学家对情绪领域一直颇有关注，哈佛心理学家Daniel Gilbert提出一个古老但经典的命题“人类所感知的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也开始加入这个话题的探讨当中，当然，心理学家关心的是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经济学家希望知道幸福能带来多少经济价值，而神经系统学家则希望能够了解人的大脑对于Rewards是如何给予反应的。如果必须将所有有关幸福学的科学文献总结为一个词，那应该就是“社交”（Social）。人类是地球上社会属性最强的物种，如果要预测幸福感，而且假如只能获得一个侧面的信息的话，那应该不是性别、信仰、健康或收入，而应该是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朋友和家人，还有与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我们必须得承认，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知，那么这种主观感知可以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吗？事实上，衡量主观体验比想象的要容易，哈佛商业评论曾经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这类测量的原理。衡量主观体验就像眼科医师为近视患者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医师在患者眼前放不同度数的镜片，并询问患者的体验，并根据患者对于这些体验的报告，设计出让视力达到最清晰的眼镜。人们即时的报告与他们的生活体验非常接近，通过这些描述，我们能够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衡量幸福感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既可以提问别人“你现在感觉有多幸福”，然后按照级别进行打分，也可以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量人们的脑部血流，或用肌电图衡量人们脸部的“微笑肌肉”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测量方法都具有高度相关性，虽然人们也许无法说出他们昨天的心情怎样，或明天将变得多幸福，但他们一定能在我们提问的瞬间，告诉我们他们当下的感觉。
　　即便是这样，也有人会提出质疑，“级别本身不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吗？你的五分可能是我的六分。”事实上，心理学领域的确无法像自然科学领域，能完整的通过数字和公示进行计算和测量，对主观感知的测量就像用存在误差的体温表进行测量。假设用这种体温表进行测量，正常体温者可能测出的不是摄氏37度的正常值，两个体温相同的人可能测出的是不同的读数。但事实上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如果有100个人需要测量体温，其中一半可能感染流感病毒。一周后，用有误差的体温计给所有人测体温，感染流感病毒人群的平均体温肯定会高于另一组人群的平均体温。虽然可能一些体温计读出的体温偏低，一些偏高，但只要测量足够多的人，这些误差就会互相抵消。在心理测量上，即使仪器刻度不够精准，但如果测量群组足够大，也可以做出比较，使用一些经过多次检验的基本模型和量表，对大部分心理研究者的测量而言，已经足够准确。
　　我很欣赏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的一项研究。他发现，幸福体验出现的频率要比幸福体验的强度更好的预测幸福感。当我们思考幸福的缘由时，更容易想到的是让我们产生强烈体验的事件，例如赢得一项大奖、买下一栋豪宅等等。但迪纳和同事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美好的体验如此强烈，也比不上拥有很多美好的体验更重要。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情绪状态。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其实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获得幸福的方法和减肥一样。减肥的人总想找到一种灵丹妙药，服下就立竿见影。但这种药方并不存在。我们都知道人们是怎样减肥的——他们吃得更少，运动得更多。他们不需要拼命节食或拼命运动，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慢慢累计就能出成效。幸福也是这样，增加幸福感的都是一些很小、很常见，并不费时的事，但需要每天坚持，然后耐心等待结果。
　　有人提出疑问，幸福一定是好事吗？那些郁郁寡欢的天才——贝多芬、梵高和海明威，一定程度的忧郁不是激发了他们的卓越表现吗？任何人都能举出一两个可怜兮兮但是充满创造力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代表不幸就是创造力的源泉。道理如同于虽然有人每天抽两包香烟也活到了90岁，但这不代表香烟有益健康。通过偶发事件和通过科学进行证明的区别在于，后者在挑选信息时没有偏好。科学证明必须通过研究所有的信息，或至少挑选足够多的样本，然后分别在擅长创造和不擅长创造的人群中，考察到底是幸福的人居多，还是不幸的人居多。如果不幸是创造力的源泉，那应该在不幸的人中发现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总体来说，幸福的人将更富创意、更高产。难道没有人因为命运多舛而迸发出创造力吗？当然有。但这是例外，不能代表常态。
　　回到工作当中，没有任何数据能显示，焦虑、惶恐的员工将更富创意或更有效率。心满意足不是坐在那儿，望着墙壁发呆，这是人们百无聊赖时的状态，而无聊是任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状态。我们知道，当人们受到难度合适的挑战时，他们将感觉最幸福，也就是说，挑战应当具有难度，但不会难到离谱。挑战不同于威胁。当人们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充满斗志，当人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丧失斗志。当然可以通过施加威胁得到想要的结果，比如，对他人说，“如果你不能在周五前把东西做出来，就卷铺盖走人”，对方很可能确实会在周五前把任务做完。但从此也多了一位这样的人——对组织无忠诚感，弱化与组织的心理契约，绝不在职责以外多干半点活。但如果这么说，效果大概会更好：“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法在周五前干完这活。但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做到，而且这对整个团队至关重要。”心理学家对奖赏和惩罚已经做了一个世纪的研究，结论非常明了：奖赏的效果要比惩罚好得多。这让我想到了的组织行为学上常常提到的“桃子原理”，给人感受到激励的往往不是伸手就能摘到的桃子和枝桠最高处的桃子，而是需要跳一跳努力才能摘到的那个。在摘桃子跳跃的过程中，能够跳跃的高度也在不断的增加，最终能摘到那个树顶的桃子。最幸福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试图完成那个虽然很困难的但是经过跳跃可以实现的目标的过程中。
　　Daniel Gilbert的调研最具颠覆性的发现是“Real happiness is better than synthetic happiness，people are good at synthesizing happiness-at finding silver linings”。非常有幸，身为中国人，我们可以从语言上对real happiness与synthetic happiness可以进行明确的定义，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快乐和幸福感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区分，快乐是短暂的感受，而幸福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幸福感最高的三大要素是：开放的心态，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拥有自己追求的人生意义。单纯关注员工快乐是不够的，单纯关注员工的幸福对组织来说也是奢侈不现实的。
　　从脑神经学和情绪科学来说，快乐是一种催化剂。这种化学变化让人们更乐观，更充满活力、更健康。快乐虽然无法直接为人们带来持续的幸福，但它却有让人在大雨中漫步，还能高歌一曲的能力。脑神经科学家们进行多年的研究证明，愉悦的情绪生成于大脑的前额叶区域，通过有意识的练习是可以提高的。比如，冥想、打坐。摘掉受害者的帽子是达到愉悦的第一步，因为把自己定位成受害者就等于选择了不快乐。愉悦感是人类最原始的动力，把用于复制和繁衍的情绪动力来积累愉悦感其实很简单，比如：针对团队完成任务的过程，给出具体行为的赞扬；时常送出表达对他人欣赏的小礼物；无论成功的大小，庆祝一番。
　　2014年的哈佛情商峰会上，14位当今心理学、脑神经学、情商研究、创新变革、领导力研究的大咖们一起探讨了幸福感的奥秘。其中有超过70%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意义感与使命感，认为这是使幸福具有持续性的唯一方法。领导力专家Myers Monroe说：“你必须为你的工作找到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的意义。”钱多、事少、离家近，并不会带来更持续的幸福感。当谈到幸福突破口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的认为在形成坚定的幸福观之前，都是迷茫痛苦的时期，而一旦发掘出自己想要真实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幸福竞争力促使自己在家庭和事业上突飞猛进的时候。
　　Daniel Gilbert在他的《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最后写道，幸福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如同“少吃多运动”一样，重要的是能坚持简单的行为，如冥想、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同时多帮助别人。善意往往就是即便是你的帮助对无家可归的人可能是杯水车薪，但你肯定能帮上自己。发展社交网络，记起那些仿佛记得但是很久不联系的人。虽然知道这些听上去像是简单的唠叨，但事实是，幸福的秘密和减肥的秘密一样，那就是：没有秘密。